哈佛教授Jeffrey Frankel:购买力平价不适合衡量经济权力,ICP数据修订幅度远超汇率波动
哈佛肯尼迪学院教授Jeffrey Frankel在EconBrowser撰文反驳Krugman的PPP优先论。他指出,衡量地缘经济权力应看货币在国际市场的购买力而非国内购买力,且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(ICP)的PPP数据在历次基准调查间存在高达40%的修订,波动幅度远超汇率本身的年度变化。
比较中美经济规模时,用购买力平价还是市场汇率,直接决定谁是世界第一。按PPP口径,中国在2017年已超越美国;按汇率口径,美国仍比中国大47%。哈佛肯尼迪学院教授Jeffrey Frankel在EconBrowser撰文,明确反对经济学家Paul Krugman主张的PPP优先论,认为衡量地缘经济权力时汇率才是更可靠的工具。
Frankel的第一层论证指向经济权力的本质。他认为,一个国家的经济权力体现为施加贸易制裁、金融制裁、在国际谈判中获取筹码、或在太平洋岛国修建军事基地的能力。这些行动都发生在国际市场上,关键看的是货币按汇率能兑换多少外国资产,而非这些货币在国内能买多少商品。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资源调动能力,取决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市场汇率,而不是PPP调整后的国内购买力。
Frankel的第二层论证更具技术性。Krugman为PPP辩护的主要理由是汇率波动太大,不适合做跨年比较。Frankel承认这一点,但随即指出: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(ICP)的PPP数据修订幅度实际上远超汇率的年度波动。他列举了具体数字:2005年基准数据在2011年调查时被向下修订40%;2011年基准的外推值在后续调查中被向上修订21%;2017年数据向下修订16%;2021年数据向上修订5%。这些修订幅度远大于名义汇率的年度波动。
更令人不安的是,基准数据本身也会被修改。中国2005年的PPP汇率最初公布为3.45元兑1美元,2011年ICP发布后修订为2.86元,使中国2005年PPP GDP上升20.5%;按今日数据,该数字仍比原始估计高21.8%。泰国的情况类似:2005年下修20%,2011年上修43%,2017年下修3%,2021年上修7%。相比之下,发达经济体的ICP修订幅度要小得多,因为欧盟成员国由Eurostat和OECD每三年进行新调查。
Frankel的结论是:如果选择PPP的理由仅仅是汇率波动,那么同样的批评对PPP数据同样适用,而且程度更严重。对于国家经济规模的比较——尤其是涉及地缘政治权力的比较——汇率仍是更可靠的选择。这意味着美国经济体量仍明显大于中国,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仍领先于欧洲。Frankel也承认,PPP在比较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时是正确的工具,他的反对仅限于经济权力这一特定用途。
这一论证有其边界。47%的汇率口径差距本身受汇率周期影响:美元走强时数字扩大,人民币升值时缩小。此外,汇率波动是连续且实时可观察的,而ICP修订是离散的、每三到六年才集中出现一次;两者在频率和可预测性上存在结构差异。即便修订幅度更大,决策者是否愿意接受一个每几年才更新一次的基准数据,与一个每天都能观察到的汇率序列,仍是不同的实践问题。Frankel的论证在逻辑上成立——以波动为由排除汇率、却接受波动更大的PPP——但读者应注意,这一结论依赖于将两种不同性质的不稳定直接比较幅度。